在之前的文章（《了解真实的晋商和晋商文化，看这一篇文章就够了》）中，我们介绍了“路径依赖”的概念宁波期货配资，分析了“通过官商结合实现特许经营”的发展路径是如何让晋商成功开启了狂飙突进的发展、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资本，成为“海内最富”，又是如何让晋商最终丧失掉开拓市场化业务、推动转型发展的动力，令人扼腕叹息。

△图1：旅蒙晋商的庞大驼队。曾经“海内最富”，结局令人扼腕

其实，中国有两句古话，和“路径依赖”的概念异曲同工。一句是出自《左传》的“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另一句是源自《史记》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700多年前，在曲沃这座并不广为人知的山西小城曾经发生过一件最终改写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就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路径依赖”，什么叫“君以此始，必以此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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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历史学界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说法。其中，“战国七雄”究竟是哪“七雄”是没有争议的，即韩、赵、魏、燕、楚、齐、秦等七国。

△图2：战国晚期形势图。处在韩国和魏国夹缝中的长条就是周王室，此时，它的势力范围只剩下都城洛邑周围方圆百里的王畿地区

但是，“春秋五霸”究竟是哪“五霸”却极具争议，因而产生了不同的版本。除了公认的齐桓公、晋文公之外，剩下的郑庄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的“水分”都比较大（比如，郑庄公只是“小霸中原”，影响力只局限在中原小国之间。比如，宋襄公虽然曾经平定齐国内乱、组织曹南会盟。但是，影响力同样只局限在中原小国之间。而且，在泓水之战中由于“蠢猪式的仁义”而惨败于楚国，导致“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比如，楚庄王虽然曾经击败晋国、进军中原。但是，他“问鼎之轻重”的行为显然包藏着“不臣之心”，与“尊王攘夷”的“霸主”定义明显不符。比如，秦穆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虽然也都有过各自的“高光时刻”，但是，真正的影响力只局限于周边地区，难以左右中原政局）。

△图3：“春秋五霸”的不同版本，只有齐桓公、晋文公是毫无争议的

其实，如果深入研究春秋历史，就会发现，“春秋五霸”的定义本身就不严谨，更接近于“四大美人”“四大名著”之类的凑数榜单。春秋时期300年的历史主要就是晋、楚两国争霸中原的历史，剩下的齐、秦两国勉强也能算是“棋手”，而相对弱小的郑、宋等国就只能算是“棋子”，至于更加弱小的陈、蔡、曹、卫等国更只能算是“棋盘”了。

△图4：春秋中期形势图。晋、楚、齐、秦作“棋手”，郑、宋作“棋子”，陈、蔡、曹、卫作“棋盘”

春秋时期300年的历史中，晋国称霸的历史长达150年。因此，如果非要按照“尊王攘夷，会盟诸侯”的标准选拔，那么，“春秋五霸”也应该是齐桓公、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晋悼公（清代著名历史学家全祖望即持此观点，所谓“齐一而晋四也”）。

但是，晋国的辉煌霸业却在公元前403年戛然而止。这一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封韩、赵、魏为诸侯，晋国从此名存实亡。到了公元前376年，韩、赵、魏瓜分晋国剩余的土地，废黜晋静公为平民，晋国由此正式亡国。

△图5：“小人书”里的“三家分晋”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山西人，自然对晋国感情很深。小时候的我时常幻想，如果没有“三家分晋”，诸侯国中实力最为雄厚的晋国会不会代替秦国最终横扫六合、一统天下（毕竟，战国初期，魏国一度成为中原霸主，战国中期，赵国曾经独力遏制秦国）？如果制度、文化都异于秦国的晋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中国的历史进程会发生怎样复杂而深远的改变（毕竟，晋国“六卿”早在商鞅变法之前就推行了类似“废分封，行县制”“废井田，开阡陌”的改革措施，而且，相比强调严刑峻法的秦国，晋国的政策取向更加温和稳健）？作为“龙兴之地”的山西又是否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更加浓墨重彩的一笔？

△图6：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赵国一度成为抗秦主力

随着年纪渐长，阅读的史料增加，我才意识到，其实，晋国的命运早已注定，它只是在一步步地走向那个确定的结局。而决定晋国命运的那起事件就发生在2700年前的曲沃，史称“曲沃代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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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宗法制和分封制。分封制是表，宗法制是里。

先来说宗法制。通俗地说，宗法制就是根据血缘亲疏决定利益分配，本质上是一种继承制度，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周天子死后，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儿子则被分封为诸侯。同理，诸侯死后，嫡长子继承爵位，其他儿子则被分封为卿大夫。同理，卿大夫死后，嫡长子继承爵位，其他儿子则被分封为士大夫。血缘越亲，分配到的利益就越多，血缘越疏，分配到的利益就越少。

以宗族的角度来说，从天下范围来看，周天子是宗族的大宗，诸侯是宗族的小宗。从诸侯国范围来看，诸侯就成了宗族的大宗，卿大夫是宗族的小宗。从卿大夫封地范围来看，卿大夫就成了宗族的大宗，士大夫是宗族的小宗。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

△图7：宗法制图解

大家可能会感到疑惑，我们一向主张“任人唯贤”，而宗法制是典型的“任人唯亲”，为什么不能选择“立贤”而是直接“立嫡”呢？

这是因为，继承人是否贤明是没有量化标准的，而继承人是否是嫡长子则是确定无疑的。如果周天子选择“立贤”，王子们势必各怀鬼胎、各显身手，而大臣们也会围绕在各个王子周围，形成不同的“山头”，展开对王位的激烈争夺。于是，我们在电视剧《雍正王朝》里看到的“九龙夺嫡”就会提前3000年上演，最终祸起萧墙，引发政局动荡，甚至天下大乱。

△图8：电视剧《雍正王朝》剧照。“立储”自古以来都是大事，所谓“国本”是也

相比之下，直接“立嫡”的宗法制明确了继承秩序、避免了无谓内耗。在那个交通、通讯条件都非常落后，周天子是否贤明对于国家的影响比较有限的时代，无疑是更加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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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分封制。前面说过，周天子死后，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儿子则被分封为诸侯。不过，这些诸侯可不是去封地享福的，而是去为周天子镇守四方、开疆拓土的。

“武王伐纣”之后，今天的北方地区理论上都被纳入了周朝的版图（即所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由于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都非常落后，周天子的实际控制范围不过就是都城镐京周围方圆百里的王畿地区（即今天的陕西西安及其周边地区），无法对边远地区实现有效的直接统治。

诸侯的作用，就是作为周天子的代理人，前往边远地区，进行代理统治。通过征服、消灭、拉拢、同化当地的土著居民，最终将那些“化外之地”转变为“王化之地”。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苦难、杀伐、权谋，留下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传说。

周朝分封诸侯的第一波高潮就发生在“武王伐纣”之后。为了实现对边远地区的有效统治，周武王大量分封宗室和功臣。比如，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后来辅佐周成王、周康王成就“成康之治”的周公被分封到今天的山东鲁西地区，建立鲁国。比如，开国功臣姜子牙被分封到今天的山东胶东地区，建立齐国。

△图9：西周时期形势图。不难发现，当时，周朝的核心区域其实就是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也是诸侯国最密集的地区

此外，周武王采纳周公建议，将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分封在商朝故都殷地，继续管理殷商遗民，从而达到收拢民心的目的。不过，为了监视武庚，周武王又将几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封到殷地周围，建立管、蔡、霍三国，史称“三监”。

不久之后，周武王就因积劳成疾去世，他的嫡长子继位，即周成王。由于周成王年幼，便由周公辅政。此举引发了管叔、蔡叔、霍叔的不满，武庚趁机拉拢他们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最终，周公率军东征，诛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废黜霍叔，彻底平定“三监之乱”。

△图10：“三监之乱”与“周公东征”

周朝分封诸侯的第二波高潮就发生“三监之乱”之后。为了压制殷商遗民潜在的“复国运动”，周公继续分封宗室和功臣。比如，周武王的弟弟季载、康叔分别被分封到今天的河南淇县、上蔡一带，建立卫国、沈国。此外，周公还营建洛邑（即今天的河南洛阳）作为东都，以进一步加强对殷商故地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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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就诞生于这个时期。

作为土生土长的山西人，我们从小就听过“剪桐封弟”的传说。讲的是年幼的周成王将桐叶剪成珪的样子，和弟弟叔虞开玩笑，说要分封他为诸侯。结果，周公说“天子无戏言”，于是周成王就将叔虞分封到唐地，建立唐国。

△图11：“剪桐封弟”

不过，这个传说的可信度并不太高。关于晋国建立的真实原因，更大的可能，还是服务于周天子对边远地区实现有效统治的政治需要。

早在上古时期，今天的山西翼城一带就存在着一个城邦国家——唐国。周公辅政时期，唐国爆发内乱，周公趁机吞并唐国。

唐国所在的晋南地区位于镐京东北，其东面、东北、北面都是戎狄等游牧民族的势力范围。因此，唐地堪称镐京的“屏障”，是一块战略要地。所以，派遣亲信接管唐地，避免戎狄等游牧民族对镐京构成威胁才是周公的目的所在。

△图12：晋国形势图

后来，叔虞的儿子燮父迁都到晋水一带，因此，改国名为晋国（这里多说一句，传统观点认为，“晋水”指的是太原晋源境内的汾河河段，而纪念叔虞的晋祠又恰好位于晋源，似乎这种论断十分合理。但是，当时，除了晋南一隅，包括今天的太原在内的整个山西都是戎狄的势力范围，晋国是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将扩张触角延伸到戎狄腹地的。根据“曲村——天马遗址”的考古成果来看，“晋水”应该是滏河的支流金河，这里位于翼城附近，距离晋国的几个故都曲沃、侯马、新绛也都不远，更加符合当时交通、通讯条件下的迁都选择）。

△图13：山西博物院“镇馆之宝”——晋侯鸟尊。根据铭文推断，它是晋侯燮父的祭祀用器

当初分封叔虞时，周成王（实际上是辅政的周公）在《唐诰》中明确提出了晋国的国策，“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启以夏政”就是要推广华夏的典章制度，“疆以戎索”就是要尊重戎狄的风俗习惯。

本质上说，就是既要注重维护中央的主体性，又要充分考虑边疆的特殊性，实行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策略，最终达到将那些“化外之地”转变为“王化之地”的目的。这种策略对于推动民族融合、巩固边疆地区意义重大（后世的羁縻政策、南北面官、土司制度等“因俗而治”政策就都源于此）。

△图14：电视剧《天龙八部》剧照，担任辽国南院大王时的萧峰。“南北面官”制度就是辽国实行的一种“因俗而治”政策

叔虞、燮父以及其后的晋武侯、晋成侯、晋厉侯、晋靖侯、晋僖侯、晋献侯等国君都遵循“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国策，鼓励耕织、兴修水利，晋国的国力日渐强盛，征服了许多周边的戎狄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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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献侯之后继位的是晋穆侯。

公元前805年，晋穆侯出兵攻打条奔之戎，惨败而归，恰逢夫人姜氏生下长子，于是，晋穆侯为他取名为“仇”，警醒自己牢记耻辱。公元前802年，晋穆侯又出兵攻打千亩之戎，大获全胜，恰逢夫人姜氏又生下次子，于是，晋穆侯为他取名为“成师”，标榜这次巨大胜利。

公元前785年，晋穆侯病逝，他的弟弟殇叔篡夺君位，太子仇被迫逃往它国避难。4年之后，公元前781年，仇率领门客诛杀殇叔，夺回政权，即晋文侯。

此时的周王室，已经开始走向“礼崩乐坏”的局面。公元前779年，荒淫无道的周幽王废嫡立庶，废黜王后申后和太子宜臼，改立宠妃褒姒为王后、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宜臼被迫逃往申国，投奔外祖父申侯。这是对宗法制的严重破坏，引发了许多诸侯国的不满。

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犬戎攻下镐京，杀死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传说就源于此）。随后，申、吕、许等诸侯国拥立宜臼继位，即周平王。但是，此时，周幽王的余党虢公也拥立了周幽王的弟弟余臣在携地继位，即周携王。于是，周朝出现了“二王并立”的情况。

△图15：“小人书”里的“烽火戏诸侯”

由于存在弑父夺位、勾结犬戎的行为，因此，周平王的合法性存在巨大瑕疵，齐、鲁、卫等诸侯国拒不承认。与此同时，除申、吕、许之外的绝大多数诸侯国也持观望态度，这就导致周平王的处境异常尴尬。

更为致命的是，此时的镐京面临犬戎的直接威胁，城池残破，难以自守。于是，周平王萌生了迁都的念头。晋文侯敏锐地察觉到了周平王的心思，上疏说，“洛邑地处中原腹地，所以周公秉承周武王遗愿营建东都，正是为了以备后患”。随后，晋文侯联络申、秦、郑等诸侯国，护送周平王迁都洛邑。

公元前750年，晋文侯又出兵携地，杀死周携王，结束了“二王并立”的乱局。为了表彰晋文侯的贡献，周平王亲自写下《文侯之命》，还赐予晋国大片土地，晋国借机将势力范围扩展到河西地区（即今天的陕西渭南）。

△图16：《尚书·文侯之命》

周平王弑父夺位、勾结犬戎，本身就是对宗法制的严重破坏，加之由周天子直接统治的王畿地区大幅缩水，因此，“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的公信力、凝聚力，以及对诸侯国的影响力、约束力都日渐下降。

此后，不少诸侯国内都爆发了严重破坏宗法制的内乱，比如，卫国的“州吁之乱”、宋国的“华督之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郑国的“共叔段之乱”（“多行不义必自毙”和“黄泉见母”的故事就源于此）以及晋国的“曲沃代翼”。

△图17：“小人书”里的“黄泉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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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晋穆侯为长子取名“仇”，为次子取名“成师”。当时，大夫师服就指出，“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表达了对晋穆侯这种严重破坏宗法制行为的反对。

公元前746年，晋文侯去世，其子伯继位，即晋昭侯。对晋昭侯来说，叔叔成师的存在是对自己君位的巨大威胁，因此，他将成师分封到曲沃（即今天的山西曲沃），史称曲沃桓叔。

但是，曲沃的面积比晋国都城翼城还大。而且，曲沃的汤山有铜矿，往南是盐池，经济实力雄厚。对此，大夫师服又指出，“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再次表达对晋昭侯这种严重破坏宗法制行为的反对。

△图18：翼城VS曲沃形势图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师服所料。

曲沃桓叔极具政治野心，也极富政治经验，他礼贤下士、鼓励耕织、兴修水利，在他的治理下，曲沃的综合实力日益增强，晋国的不少有识之士都从翼城跑到曲沃投奔他。史料记载，“（曲沃桓叔）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

与此同时，曲沃桓叔还综合运用政治瓦解、军事打击、外交孤立等手段执行“翦翼”战略（“翦”即逐步削弱、消除羽翼，读过2023年畅销书《翦商》的朋友对此应该并不陌生），为后续夺取晋国君位做好准备。

△图19：2023年畅销书《翦商》

公元前739年，晋国大臣潘父弑杀晋昭侯，迎接曲沃桓叔入主翼城。但是，此时，拥护晋国公室还是人心主流。于是，翼城的公族一边诛杀潘父，一边联手抵抗，最终击败曲沃桓叔。随后，他们又拥立晋昭侯的儿子平继位，即晋孝侯。

此后，曲沃与翼城的对立完全走向公开化，晋国在事实上已经处于两个政权并立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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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31年，曲沃桓叔去世，他的儿子鳝继位，史称曲沃庄伯。曲沃庄伯继承曲沃桓叔遗志，继续执行“翦翼”战略。

公元前724年，曲沃庄伯派人弑杀晋孝侯，再次出兵伐翼。而翼城的公族再次联手抵抗，并拉来荀国等诸侯国做外援，最终击败曲沃庄伯。随后，他们又拥立晋孝侯的弟弟郄继位，即晋鄂侯。

曲沃庄伯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作为小宗想要取代大宗、夺取君位，是严重破坏宗法制的行为，因此“名不正则言不顺”。要想“名正言顺”，关键是要取得周天子的支持。

因为，此时的周天子，虽然地位和实力都已经一落千丈，但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取得他的支持，就把“以下犯上”转变为了“奉王命讨不庭”，有助于修补自身合法性方面的瑕疵。

于是，公元前718年，曲沃庄伯贿赂周桓王，在周桓王的支持下，联合郑、邢两国一起出兵伐翼（这里多说一句，说起这个周桓王，也是个“贱骨头”。当年，郑国护送“平王东迁”有功，因此，郑国国君一直受到周王室礼遇。但是，周桓王却在郑庄公前来朝觐时故意羞辱他。后来，又亲自率领陈、蔡、虢、卫四国联军讨伐郑国。结果，在繻葛之战中，被郑庄公击败，自己也被郑国将军祝聃一箭射中肩膀。“夷王足下堂，桓王箭上肩”也被历史学界公认为周王室实力衰微、周天子威信扫地的两大标志性事件）。

△图20：“小人书”里的繻葛之战，“桓王箭上肩”

本来，在此战中，曲沃庄伯已经击败了晋鄂侯，逼得晋鄂侯逃往随邑（在今天的山西介休）。但是，此时，曲沃庄伯与周桓王之间又发生龃龉。

于是，周桓王转而支持晋鄂侯，派兵讨伐曲沃庄伯，曲沃庄伯再次失败。随后，周桓王扶持晋鄂侯的儿子光继位，即晋哀侯。不久之后，曲沃庄伯忧愤而死。他的儿子称继位，史称曲沃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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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沃和翼城都位于临汾盆地，曲沃在翼城的西南。两者中间，是一个名为陉庭的地方。陉庭属于晋国领土，但不是晋国国君直接统治的，而是某位卿士的封地。在曲沃和翼城的对立中，陉庭本来是持中立态度的。毕竟，作为一块战略要地，两头下注显然比一头下注要划算。

△图21：翼城VS曲沃＆陉庭形势图

但是，也正因为陉庭是一块战略要地，公元前710年，晋哀侯发兵陉庭，想要将陉庭收入囊中，作为对抗曲沃的前沿阵地。于是，陉庭转而投靠曲沃武公。

公元前709年，曲沃、陉庭联合伐翼，斩杀了慌不择路的晋哀侯。即便如此，翼城的公族依然没有屈服，他们拥立晋哀侯的儿子小子继位，即晋小子侯。

公元前705年，曲沃武公诱杀晋小子侯。此举彻底惹怒了周桓王，他派虢公率领王师及芮、梁、荀、贾等国联军讨伐曲沃，又扶持晋哀侯的弟弟缗继位，即晋侯缗。

此后，翼城在周王室的庇护下又苟延残喘了20多年，但是，再也无力对抗曲沃的蚕食。

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率军突袭翼城，诛杀晋侯缗。为了防止周王室再次出兵干涉，曲沃武公把从翼城抢掠来的珍宝全部用于贿赂新继位的周釐王。周釐王眼看木已成舟，于是册封曲沃武公为晋国国君，即晋武公。

至此，经过祖孙3代长达67年的努力，在熬死3代周天子，弑杀5位晋国国君、驱逐1位晋国国君之后，曲沃小宗终于取代翼城大宗，成为晋国公室。

△图22：“曲沃代翼”人物关系图

与此同时，晋国也从侯国升级为公国（这里多说一句，周朝的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诸侯之中，能被封为公爵的，都是与周天子血缘关系极为亲近并且功勋卓著的，比如鲁国的开国之君周公、燕国的开国之君召公，他们都是周武王的弟弟，而且在“武王伐纣”之中居功至伟。整个西周时期，诸侯的爵位是比较固定的。但是，到了春秋时期，伴随着周天子地位和实力的一落千丈，也伴随着自身野心和实力的迅速增长，很多诸侯开始给自己的爵位“升级”。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楚国。当初，周天子分封诸侯时，楚国君主只是子爵。但是，由于大量兼并周边诸侯国，实力不断增长，楚国君主竟然开始称王，意欲与周天子平起平坐。当然，这种给自己的爵位“升级”的行为并不被周天子承认。到了战国时期，周天子更是连“橡皮图章”都算不上了，“战国七雄”人均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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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沃代翼”的历史影响是复杂而深远的，我们慢慢道来。

公元前676年，晋武公去世，他的儿子诡诸继位，即晋献公。此时，虽然已经完成“曲沃代翼”的大业，但是，晋献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从国内形势来看，主要是公族对君位的威胁。

这时，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晋武公-晋献公一系成为晋国新的公室，也是新的大宗。而曲沃桓叔除曲沃庄伯以外的其他儿子、曲沃庄伯除晋武公以外的其他儿子、晋武公除晋献公以外的其他儿子则成为晋国新的公族，也是新的小宗。

这些公族在“曲沃代翼”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经济、军事实力也非常雄厚，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晋献公自然也怕他们有样学样，再搞出个“✕✕代曲”来。

从国际形势来看，主要是戎狄和周边诸侯国对晋国的威胁。

一方面，前面说过，当时，除了晋南一隅，整个山西都是戎狄的势力范围。晋国是农耕文明，产出相对稳定，戎狄是游牧文明，产出很不稳定。因此，每当水草枯竭、青黄不接的时候，戎狄就会南下袭扰晋国，抢掠一番，满载而归。

另一方面，在“曲沃代翼”的67年中，晋国忙于内斗，而齐、楚、秦等规模较大的诸侯国大量兼并周边诸侯国，实力迅速增长，不断延伸扩张触角。与此同时，晋国周边的虢、虞、霍等诸侯国虽然相对弱小，但是，同样也对晋国构成了不小的威胁。

△图23：春秋早期形势图。不难发现，当时的晋国疆域还很有限，就是晋南地区汾河两岸的狭长地带

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晋献公开始绝地反击。

对内方面，主要是采纳“士蒍之法”，实现“国无公族”。

士蒍是晋献公的谋士，其祖上是周王室的大臣，因为犯罪被杀，子孙便逃往晋国避祸。一方面，士蒍在晋国根基很浅，只有仰赖君主才能立足，这是晋献公信赖士蒍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对于士蒍这样的“外来户”，公族这样的“地头蛇”正是其在晋国攫取政治利益的最大对手。因此，他有着强烈的意愿和动机去削弱公族。“士蒍之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士蒍的策略是挑拨离间、各个击破。公元前671年，他对晋献公说，“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意思是先解决富子，其他公族成员就好对付了。富子是公族中最具威望、智谋、实力的人，士蒍通过挑拨他与其他公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借后者之手将富子赶出晋国。

公元前669年，士蒍又故技重施，将游氏灭族。公元前666年，士蒍献计，由晋献公主持修筑聚城，将其他公族成员集中迁往聚城居住。当年冬天，晋献公围困聚城，将他们全部诛杀。至此，晋国公族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实现了“国无公族”。

△图24：晋献公采纳“士蒍之法”，围困聚城，诛杀公族

对外方面，主要是改革军制，快速扩张。

《周礼》记载，“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意思是说，周朝的军队编制以“军”（规模为12500人）为单位，天子亲率六军，规模较大的诸侯国可以组建三军，规模中等的诸侯国可以组建二军，规模较小的诸侯国只能组建一军。

△图25：周朝战车。从商周时期到春秋时期，车战是主要的作战形式，战车是军队的主要装备

当初“曲沃代翼”，周釐王册封曲沃武公为晋武公时，允许晋国组建一军。但是，如此规模的军队显然不足以应对来自戎狄和周边诸侯国的威胁。于是，晋献公私自组建二军。

此后，晋献公多次出兵，先后“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兼并了周边的虢、虞、霍、杨、芮、魏、郇、耿、冀等诸侯国以及骊戎、赤狄等戎狄部落（成语“唇亡齿寒”“假虞灭虢”就源于此），将整个晋南地区收入囊中，并将扩张触角延伸到晋中地区。由此，晋国一跃成为与齐、楚、秦并列的四大强国之一。

△图26：春秋中期形势图。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将整个晋南地区收入囊中，并将扩张触角延伸到晋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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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故事，大家就很熟悉了，我们也就可以一笔带过了。

晋献公晚年爆发了“骊姬之乱”，这又是一场严重破坏宗法制的内乱。公元前672年，晋献公击败骊戎，骊戎献上骊姬、少姬姐妹求和。姐妹二人深得晋献公宠爱，分别生下公子奚齐、卓子。为了能让儿子奚齐继承君位，骊姬不断离间晋献公与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夷吾之间的关系，最终，迫使申生自杀，重耳、夷吾逃亡。

重耳带着狐偃、狐毛、赵衰、贾陀、先轸、魏犨等人辗转流亡于翟、齐、卫、曹、宋、郑、楚、秦等国，19年中受尽冷眼、备尝艰辛，但是，也增长了见闻、磨砺了意志。公元前636年，在秦国的护送下，公子重耳回到晋国，受到举国拥戴，即晋文公（成语“秦晋之好”“割股啖君”就源于此）。

△图27：晋文公和他的“流亡男孩”

晋文公即位后，对内礼贤下士、选贤任能、鼓励耕织、兴修水利、宽免赋役、整军经武，对外则继承祖先们“尊王攘夷”的做法，先于公元前636年帮助周襄王平定“王子带之乱”，又于公元前632年在城濮之战中击败威胁中原地区的楚国（成语“退避三舍”“大器晚成”就源于此）。

△图28：城濮之战形势图。晋文公“退避三舍”，取得辉煌胜利

同年，晋文公在践土会盟诸侯，齐、鲁、郑、宋、蔡、卫等诸侯国都来参加，周襄王也派出代表参加，委任晋文公为“侯伯”（又称“方伯”，即诸侯之长），按照“尊王攘夷，会盟诸侯”的标准，晋文公最终成就了晋国的霸业。

△图29：晋国古都侯马市中心的晋文公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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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延续了晋献公“国无公族”的政策。此后，晋国国君的儿子，除了太子，全部寓居它国，不在国内受封。至此，晋国的公族再也无法对君权构成威胁。

按照周朝惯例，无论是周王室，还是诸侯国，嫡长子继承君位，其他儿子则被分封，并可能担任大臣。比如，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就担任了周王室的宰相职务。比如，鲁桓公的儿子、鲁庄公的弟弟庆父（对，就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那个庆父）就担任了鲁国的宰相职务（这里多说一句，“宰”是主宰、主持，“相”是辅佐、辅助。因此，宰相就是辅佐君主主持政务的人。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辽代真正用过“宰相”这个名称，其他朝代虽然有宰相这个职能，但是，都不叫这个名字。关于中国的宰相制度以及君权和相权之间“相爱相杀”的历史，详见之前的文章《4句话、28个字，说透古代中国官场“潜规律”》）。但是，晋国实行“国无公族”政策，已经不可能从公族之中选拔大臣，自然就需要从公族之外选拔大臣。

△图30：“三省”的次第崛起背后正是中国君权和相权之间“相爱相杀”的历史

城濮之战之前，为了迎战强大的楚军，晋文公将晋献公组建的二军扩充为三军，即中军、上军、下军。每军设将、佐各一人，即中军将、中军佐、上军将、上军佐、下军将、下军佐，合称“六卿”。其中，中军将称为“正卿”。

△图31：“三军六卿”

此后，“六卿”制度固定下来，负责辅佐君主主持政务。其中，“正卿”出则为将，入则为相，逐渐成为晋国事实上的权力核心（关于先秦时期中国的“政祭二元”体制，以及君主和宰相的职能划分，详见之前的文章《4句话、28个字，说透古代中国官场“潜规律”》）。

“六卿”职位是世袭的，被狐氏、赵氏、先氏、魏氏、郤氏、胥氏、栾氏、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等11个世族所垄断，按照“长逝次补”原则递补，轮流担任（不难发现，这些世族当中，有的是当年跟随晋文公流亡的亲信及其后裔，比如狐氏、赵氏、先氏、魏氏。有的是当年在国内暗中接应晋文公回国的大臣及其后裔，比如郤氏、栾氏。他们在晋文公成就霸业的过程中居功至伟，而垄断“六卿”职位则是这场“风险投资”的可观“回报”）。

△图32：垄断“六卿”职位的11个世族

按照周朝惯例，卿士能够凭借军功获得封地、爵位，因此，“六卿”对于对外扩张非常热衷。在他们的主导下，晋国先后取得崤山之战、颖北之战、鄢陵之战、湛阪之战等战役的胜利，威压秦、楚，震慑齐、鲁，挟制郑、宋，称霸的历史长达150年，继晋文公之后，又涌现出了晋襄公、晋景公、晋悼公三位霸主（客观地说，相比晋文公这位“开创之君”，晋襄公、晋景公更像“守成之君”，霸业没有那么辉煌。不过，晋悼公确实是历史学界公认的逆转晋国命运、恢复晋国霸业的“‘虽曰守成，实同开创’之君”），而在这个过程中，“六卿”特别是“正卿”的权力也越来越大。

△图33：“晋国霸业”：山西博物院“晋魂”系列基本陈列

12

为了攫取更多政治利益，“六卿”对于内部斗争同样非常热衷。“六卿”之间的权力斗争对晋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比如，著名的“下宫之难”（“赵氏孤儿”的故事就源于此）等内乱就都与此有关。

△图34：电影《赵氏孤儿》剧照

公元前550年，爆发“栾氏之乱”，栾氏被灭族。至此，前述11个世族只剩下韩氏、赵氏、魏氏、智氏、范氏、中行氏等6家。此后，他们长期把持晋国军政大权。

与此同时，由于长期实行“国无公族”政策，晋国公族虽有意愿、却无能力解决“六卿”揽权的问题，只能坐视晋国国君大权旁落，沦为“六卿”事实上的傀儡。

以后的故事，大家就很熟悉了，我们也就可以一笔带过了。

公元前458年，智氏与韩氏、赵氏、魏氏联手瓜分了范氏、中行氏的领地。晋出公不愿坐视“四卿”进一步坐大，于是，请求齐、鲁两国帮助讨伐“四卿”，结果反被“四卿”击败，自己也死在了逃亡路上。随后，智氏扶持公子骄继位，即晋哀公，智氏趁机总揽晋国军政大权。

公元前453年，智氏又纠集韩氏、魏氏讨伐赵氏，赵氏退守晋阳（即今天的山西太原）。在晋阳即将城破之际，赵氏派人连夜出城说服韩氏、魏氏临阵倒戈，共同消灭智氏，并联手瓜分了智氏的领地。

△图35：智伯瑶水灌晋阳，韩赵魏三家分晋

至此，晋国公室手中只剩下新绛、曲沃两处旧都，其他领土全部落入韩氏、赵氏、魏氏之手。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封韩氏、赵氏、魏氏的家主韩虔、赵籍、魏斯为诸侯，即韩景侯、赵烈侯、魏文侯。昔日的臣子如今已经和自己平起平坐，晋国从此名存实亡。

公元前376年，韩、赵、魏又联手瓜分了晋国公室仅存的新绛、曲沃，并废黜晋静公为平民，晋国由此正式亡国。

13

晋国从“曲沃代翼”到“三家分晋”的300余年历史，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路径依赖”，什么叫“君以此始，必以此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作为小宗的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晋武公-晋献公一系取代大宗、夺取君位，自然害怕新的小宗有样学样，再搞出个“✕✕代曲”来。因此，晋献公以后的历代君主积极推行“国无公族”政策，在削弱公族实力方面不遗余力。

“国无公族”政策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由于不得不从公族之外选拔大臣，于是，晋国成为最早完成从“任人唯亲”到“任人唯贤”转变的诸侯国。而“权力真空”的出现也让异姓卿士看到了上升通道，他们有着强烈的意愿和动机去改革内政、对外扩张，这些都在晋国成就霸业的过程中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在“蛋糕”总量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异姓卿士分得的“蛋糕”越来越大，晋国公室拥有的“蛋糕”就越来越小，形成了强枝弱干、外重内轻的局面。此后，晋国国君逐渐大权旁落，沦为“六卿”事实上的傀儡，并最终导致了“三家分晋”的发生。

晋国靠着削弱公族、启用异姓成就了百年霸业，但也因为削弱公族、启用异姓导致了君权旁落。如果没有“曲沃代翼”，就不会有“国无公族”，如果没有“国无公族”，就不会有“三家分晋”。这就是“路径依赖”，就是“君以此始，必以此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以，我才会在开篇写道，“其实，晋国的命运早已注定，它只是在一步步地走向那个确定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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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故事还远没有结束。

在“三家分晋”之后的1400年，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自己编撰的《通志》8卷进呈宋英宗。宋英宗大为赞赏，下旨在崇文院设立书局，由司马光自行选拔协修人员，编辑一部《历代君臣事迹》。次年，司马光为继位的宋神宗进读该书。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编撰工作极为繁重，直到19年后的元丰七年（1084年）才宣告完成。此时的司马光也已精力耗尽、积劳成疾（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写道，“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成书不到2年，就病逝了。

△图36：司马光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294卷，约300万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记载了16朝、1362年的历史。

司马光选择“三家分晋”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篇，有着多重考量。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认为“三家分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并对后续历史进程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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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家分晋”的记述，司马光只用了14个字，“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关于“三家分晋”的评价，司马光却用了1100个字。他开门见山地写道，“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图37：《资治通鉴》关于“三家分晋”的记述与评价原文对比（“臣光曰”之前的是记述，之后的是评价）

大家可能会感到疑惑，《资治通鉴》不是号称“帝王之书”吗？为什么不讲权谋，反而去讲“礼制”？

这就要从“礼制”的本质说起，“礼制”的表象是饮食、起居、祭祀、丧葬方面的规范，而“礼制”的本质则是关于社会秩序的共识。这种共识一旦遭到破坏，社会秩序就会不可逆地走向混乱，开始可能只是“礼崩乐坏”，到了最后就是“尸山血海”了。

孔子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是乐舞的行列，一“佾”是8人，“八佾”就是64人。按照《周礼》，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大夫用“二佾”。季氏作为卿大夫，竟然敢用“八佾”，并且无人制止。

△图38：“八佾舞于庭”

一方面，这表明诸侯、卿士已经丧失了对“礼制”的敬畏之心，背后则是其日益滋长的政治野心。他们今天可以僭越“礼制”、逾矩享受，明天就可以“曲沃代翼”“三家分晋”。另一方面，这表明周天子的神圣性、权威性已经开始消解，逐步丧失了对诸侯、卿士的控制力。

因此，“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论断体现了孔子对历史趋势的见微知著。

“三家分晋”也是同理。

韩虔、赵籍、魏斯原本是晋国的卿士，他们联手瓜分其他卿士的土地也好，联手翦除晋国公室的羽翼也罢，都是“以下克上”“以臣犯君”，是严重破坏“礼制”的行为。

虽然此时周天子的地位和实力都已经一落千丈，无力组织诸侯联军予以讨伐。但是，至少也应该摆出“不予承认”的姿态，表明自身维护“礼制”的决心，减缓“礼崩乐坏”的速度。

但是，周威烈王反而给了他们诸侯的“名分”。虽然是形势所迫、无奈妥协，却也将自己弄成了破坏“礼制”的罪魁祸首。其他诸侯、卿士看到周威烈王此举，对“礼制”的敬畏之心自然更加消弭，政治野心自然也更加滋长。

△图39：曾侯乙墓编钟。编钟，是乐器，更是礼器。《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果然，在17年后的公元前386年，又发生了“田氏代齐”（周安王册封齐国权臣田和为诸侯，由此，田氏取代姜氏成为齐国国君）。在52年后的公元前334年，又发生了“徐州相王”（魏惠王与齐威王互相承认对方为王）。在11年后的公元前323年，又发生了“五国相王”（魏国、韩国、赵国、燕国、中山的君主互相承认对方为王），至此，“战国七雄”全部称王。昔日的诸侯如今已经和自己平起平坐，周朝从此名存实亡。

△图40：经过“徐州相王”和“五国相王”，“战国七雄”全部称王，周朝从此名存实亡

因此，“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的论断体现了司马光对历史趋势的敏锐洞察。

既然“礼制”的凝聚力如此之强、“名分”的重要性如此之高，而周天子自坏“礼制”、自乱“名分”引发“三家分晋”进而导致周朝名存实亡的历史教训又是如此深刻，于是，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就选择将其作为开篇，希望真正达到“鉴于往事，有资治道”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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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晋文.晋国之脉[J].文物世界.2017,(04):3-7.

[3] 石磊.晋国崛起中的几个关键性历史事件[J].文史天地.2019,(02):54-58.

[4] 李爱玲.晋小宗立国论析[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01):109-112.

[5] 李沁芳.论“晋无公族”[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6):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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